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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全球安全和相互依赖性的焦虑加剧，中国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考虑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加拿大的经济一体化。
曾几何时，中国市场被视为加拿大商品和服务的一个有前途的出口渠道。
从1997年的17.4亿美元，2013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至199.亿美元。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势头已经减弱。
到2023年，出口仅为226亿美元。
未来，加拿大向中国市场的销售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并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CCP）统治者的政治和外交考量的影响。
考虑加拿大如何应对中国贸易方式的演变，必须审视当前形势是如何发展的。
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向世界开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参与开放和自由的“自由国际秩序”使其作为经济巨人的迅速崛起受益匪浅。
然而，中国政策制定者从未完全接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
中国国家在其经济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在关键行业拥有大型企业、控制金融机构、进行长期战略规划以及与私营企业交织在一起。
“China Inc.”的概念突显了中国政治经济的这一独特特征。
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静止不前。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后毛改革计划侧重于经济的去中心化和自由化。
国家人民和资源的解放带来了惊人的经济腾飞。
从1990年代初到201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结合了国家对战略行业的控制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使用。
国家还重新集中财政和金融资源，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使政府能够向公众提供重要商品。
中国的经济奇迹持续下去，从1992年到2010年，年均GDP增速在7.7%到14.2%之间。
自2010年代以来，“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模式应运而生。
在这一模式下，中国领导人的重点已从经济发展转向了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者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这使得加拿大的情况变得复杂。
在重视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在各种经济实体中的影响力，包括私营和外资企业，并在各个层面的商业决策中增强了其权威。
中国政策制定者强调了“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和金融安全。
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规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安全关系的高度敏感，包括2015年的《国家安全法》、2016年的《网络安全法》、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和2021年的《数据安全法》。
中国共产党对安全的高度关注与一系列国内危机密切相关——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商业利益与官员的勾结、日益上升的贫富差距、资本外流以及香港的政治动荡。
但这也是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的反应。
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及其盟友无疑加深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
中国政策制定者对西方国家重新批评中国人权侵犯的愤怒和挫败感日益加深，尤其是对美国领导的印太地区新安全安排（如“四方安全对话”和AUKUS）的支持显示得更加明显。
中国的决策者越来越担心相互依赖对国家安全、自治和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升级中国产业，发展关键行业的能力并提高核心材料的国内内容。
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实施“双循环”战略，强调在继续国际合作的同时，更加依靠国内消费和创新。
中国从以GDP增长为关注点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安全和风险管理优先的党国资本主义，正与新国际秩序的出现并行发生。
事实上，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
自2010年代以来，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逐渐让位于基于现实政治的大国竞争的新体系。
即使是最支持市场的政府，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接受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
从美国到欧盟，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上升，关键行业的政府补贴也激增。
与此同时，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和教育交流方面，愈发有将之安全化的倾向。
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中国企业崛起而引发的，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府走向党国资本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加拿大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经济体系。
作为美国的一个小伙伴，加拿大的政策自主权依赖于一个灵活的国际政治体制。
中国希望增强自给自足，减少在日益敌对的外部环境下的脆弱性，导致其出口在202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7%，相较于2010年的27.2%有所下降。
随着外贸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减少，中国政府在战略利益上更不再犹豫地使用贸易武器。
例如，几年前，由于加拿大应美国政府请求拘留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立即禁止进口加拿大菜籽油。
这一历时三年的禁令使加拿大农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价格。
在政治层面，加拿大在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伙伴关系上与美国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随着中美两国日益陷入零和竞争，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对立阵营，加拿大面临着遭受中国政府敌意的高风险。
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可预见的未来，加拿大需要大量的外交智慧来处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维持足够的空间追求对加拿大利益最有利的政策。
本篇文章是《全球不安全时代的贸易》特别系列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