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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开始，家庭分离变得更加悲惨。
1941年，《环球邮报》报道了一起针对位于Port Credit的华人餐馆老板William Mark的抢劫案，这个故事深刻反映了许多华人在与亲人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碎现实。
文章揭示，William Mark三十年前移居加拿大，但他回到中国结婚，后来在中国生了孩子。
这位精明的商人还在中国购买了一家商店，并逐渐扩展到四家，以供养妻儿，并为退休做准备。
然而在他再次回到加拿大继续工作后，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事情开始恶化。
首先，他的商店被日本的轰炸破坏，而后两次轰炸又导致他两名孩子和妻子遇难。
被抢的钱是Mark为他在中国的孩子所储蓄的，同时也是他为中国战争救济基金筹集的款项。
William Mark的故事悲惨地突显了在战争年代许多华人社区普遍面临的困境。
与其他移民群体能带来妻子和家庭、确保她们的安全相比，华人却无能为力。
因此，许多人在战争爆发后失去与家人的联系，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是否还活着。
此外，战时向家乡汇款变得极为困难。
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这些华人在加拿大，使得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维持生计。
在William Mark的情况下，他的妻子被迫离开村庄以寻找工作养家，却不幸很快去世。
不幸的是，我们并未得知William Mark的其余故事，但考虑到战争和妻子的死，他的孩子可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尽管这是一个源自历史的故事，但《华人移民法案》的影响今天仍可在米西索加看到，尤其是通过Jeannette Chau的家庭。
尽管Jeannette和她的家人最初移民到多伦多，但今天她与家人住在米西索加。
她的父亲Tung Lok Chau和祖父Fut Jun Chau的故事直接反映了排华时代家庭分离的问题。
1921年，Jeannette的祖父Fut Jun Chau在13岁时移民到多伦多，寻求工作并为在中国的家人赚取生活。
正如前面提到的，移民到加拿大时几乎没有婚姻选择，因此在他成年后，他返回中国结婚。
正是在那里他与Jeannette的祖母Mu Ling Lui结婚，并有了Jeannette的父亲Tung Lok Chau。
然而，由于《华人移民法案》的限制，Fut Jun Chau无法将妻子和儿子带到加拿大，因此Mu Ling不得不独自抚养Tung Lok在中国长大。
在此期间，他们仍然能够保持联系，但这一切在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发生了变化。
在此期间，Mu Ling和Tung Lok不得不离开他们在中国的栖身之地，失去了与加拿大Fut Jun的所有联系。
战争期间失去联系使Fut Jun Chau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他不得不揣测他的妻子和儿子是否还活着，这对于很多华裔加拿大人来说都是非常普遍的故事。
几年后，Mu Ling终于能够与她的丈夫取得联系，而正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Fut Jun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续生活，并最终再婚。
即便在1947年《华人移民法案》被废除后，家庭团聚的过程仍然花费了许多年。
以Jeannette的父亲为例，直到Jeannette的祖母Mu Ling Lui能够联系到Jeannette的祖父Fut Jun Chau，才使他最终在1954年将儿子带到加拿大。
这是在《华人移民法案》废除七年后发生的。
由于多年的分离，与父亲的重聚在许多方面如同与陌生人相见。
关于皮尔区华人社区的性别比的普查报告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提示，表明重新团聚需要多长时间。
可以推测，在1947年之后的普查报告中，许多被列入的女性可能是嫁给该地区男性的妻子，尽管这一点无法得到验证，因为1931年之后的普查数据尚未公开。
尽管如此，性别比例可以暗示米西索加家庭团聚所需的时间。
查看1941年的普查报告，这是在《华人移民法案》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普查，我们会看到在皮尔区的77位华人中，只有7位是女性。
到1951年，即《华人移民法案》结束后的第一次普查时，总计91位华人中女性人数已增至17人（占19%）。
到1961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42位华人中的53位女性（占37%）。
直到1971年，在引入积分制后，我们才会看到性别比例趋于均衡，655名华人中女性人数达到355人（占54%）。
显然，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皮尔地区的华人社区需要多年时间才能从20世纪初的歧视性移民法律中恢复过来。
总体而言，加拿大在1947年前的华人移民政策撕裂了家庭，导致孤独和隔离。
通过我们有限的原始资料，我们能够看到米西索加的华人在与家人分离时所面临的类似困境，通过普查数据和新闻报道得以证明。
此外，这种分离并没有在《华人移民法案》废除后立即结束，而是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使许多人最终与家人团聚。
对很多人而言，长年的分离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丈夫、妻子和孩子们宛如对方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