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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psos为Global News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加拿大人最关注的优先事项是生活成本、医疗保健以及住房的可用性和可负担性。
但是,联邦和省级政府似乎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
例如,联邦和安大略省政府推出了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
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最近辞去联邦内阁职务时批评了此类政策,呼吁联邦政府摒弃“我们无法承受的昂贵政治噱头,这些噱头使加拿大人怀疑我们是否认识到此刻的严重性。”
现有的民主机构似乎无法有效地将公众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传递给决策者。
那么,加拿大如何能够促进公众利益与公共政策之间更好的联系,恢复政府对公众的问责文化呢?
尽管有尝试创新民主,但这些尝试至多是零散的。
我们认为,加拿大需要在政策制定机构中确立民主创新,以更有意义地将公民与政策制定者连接起来,这种联系应该是持续的。
民主创新的加强的决策过程
民主创新扩展了公众在政治决策中的参与,深化了公民在治理中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投票的行为。
这些创新的例子包括公民大会、公民小组、协作治理结构、创新的咨询方法、审议投票、土著自我治理、公投和参与式预算。
专家们倡导的创新还包括气候大会,以帮助制定市政气候政策,并让政策制定者对其执行情况负责,以及应用参与式预算原则的工具,用于税收分配。
在加拿大,民主创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在我们最近发表在《加拿大政治科学杂志》的开放访问文章中,我们从参与文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来源收集数据,发现过去20年来,加拿大在各级政府和多种议题上进行了100多项民主创新。
然而,我们发现,尽管民主创新整体数量逐渐增加,但这种增加是因为这些倡议通常只用一次,很少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影响力或有重复应用的民主创新的趋势线,即以更有意义或持续的方式嵌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创新,则是平坦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被错失的机会。
建立和维持联系
虽然像公民大会这样的一次性民主创新是应对重大问题的优秀手段,但更持久类型的创新可以成为维护公众利益与政治决策之间持续联系的强大工具。
在新威斯敏斯特,英属哥伦比亚省,创新性地维持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持续、富有意义的联系的尝试正在进行中。
自2024年1月到2025年1月,该市成立了一个名为“社区咨询会议”的常设公民机构。
这些公民顾问通过随机抽样选出,以确保该会议的组成与总人口的构成相一致。
在过去的一年里,成员们既对新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提出的政策想法给出了反馈,也发起了自己对政策优先事项的讨论。
这些讨论的记录被传递给市议会和市政工作人员,以考虑纳入政策制定。
优先考虑公众对话
问题在于这个项目是否会持续超越其试点阶段。
另一个类似且充满希望的民主创新是多伦多的规划审查小组,该小组运行了两个任期后被取消。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巴黎市议会和奥斯特比根(东比利时)州政府已经组建了永久性公民咨询机构,与民选官员一起运作。
虽然公众舆论只是政府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确保民主创新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标准部分,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公众对话确立为一个有价值的治理工具。
无论是通过年度参与式预算活动还是设立一个常设公民咨询机构,民主创新都可以使公众优先事项成为政策的重点,并恢复政府对公民的问责。
然而,除非这些方法获得长期采用,并真诚设计以赋予参与者具有影响力的声音,否则这些好处可能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