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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汉密尔顿的最新著作《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Haride Grant Books,2018年,356页)不仅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本重要的书,也对任何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人士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CCP)越来越多地运用汉密尔顿所列举的影响策略和技术,包括在美国、欧洲、非洲和亚洲资助政治家、企业和大学。
CCP在东南亚已运用这些相同的技术已有较长时间。由于日本与中国的接近、贸易广泛以及人口不断下降,使其对北京的影响力变得脆弱。
胡萝卜与大棒:哪种更危险?
中国最近在2018年10月18日展示了其软实力影响策略,向新潟县的佐渡日本朱鹮保护中心赠送了两只朱鹮——这种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大价值的稀有鸟类。
中国的新华社借此机会指出,日本的朱鹮在2003年灭绝,目前日本的370只朱鹮全部源自于自1980年代以来赠送的五只中国鸟。
由于遗传多样性不足,人们不禁要考虑,为什么此前没有更多鸟类被获取。
也许这是中国落实胡萝卜和大棒策略的一个例证,对日本来说,大棒主要体现在东海等地方。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则获得了胡萝卜,这可能更为危险。
正如汉密尔顿所言:“中国计划主导世界,并一直使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其在西方施展战术的试验场。”(第15-16页)
在澳大利亚所使用的技术可能最终会扩展到日本,因此该书为日本公民提供了一个警惕的实用清单。
中国软实力的根源
汉密尔顿所描述的软实力方法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建立。不妨提及的是,汉密尔顿巧妙地引用了毛泽东的箴言:“一支军队和枪炮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拥有文化军队,这对于团结我们的队伍和打败敌人至关重要。”(第248页)
这些“文化军队”战术,通常等同于各种形式的贿赂,是在澳大利亚保持了非常及时和全面的表现。
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这些策略在相对易渗透的民主国家如此有效,是由于我们自身对民主价值和人权的缺乏承诺能够保护我们。
“当我们意识到围绕经济控制、外交压力和军事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战略正被中国共产党国家付诸实践时,我们开始看到,如果不加制止,我们内部机构的渗透以及来自北京的持续外部压力,加上我们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减弱,将使得澳大利亚成为复兴的中原(中国)的一个附庸国。”(第116页)
澳大利亚在优先考虑短期贸易收益而非长期国家安全或人权问题的情况下,冒着失去其主权的风险。
这一现象是由一个政治、商业及智囊精英组成的“亲中俱乐部”所助推,他们以明显换取与中国经济或声望的联系而建议妥协。
汉密尔顿写道:“1987年外交部和贸易部合并,成为外事和贸易部(DFAT),没有人怀疑哪种不同的世界观将占上风。”
“当‘亲中俱乐部’的思想开始主导堪培拉的中央机构时,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便开始凌驾于国防、情报机构以及人权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其他考虑之上。”(第256页)
澳大利亚的“亲中俱乐部”和中国的“统一战线”
汉密尔顿在写作中自我认知,清楚他的分析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危言耸听。
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鲍勃·卡尔(2012-2013)声称,汉密尔顿的书现在成为“澳大利亚反华恐慌”中的一个主要例子,充满了麦卡锡主义的气氛。(第121页)
但汉密尔顿辩称,该评论实际上是对CCP所传播的偏见视角的产物。他亲切地称卡尔为“北京鲍勃”,并为他专门撰写了一整章。
卡尔在悉尼科技大学的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于2014年获得来自亿万富翁黄向墨的180万澳元。
黄向墨负责的澳大利亚和平统一促进会被汉密尔顿称为“统一战线工作部”的产物。(第73页)
统一战线工作部是中国共产党州级组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手段在国外渗透和影响学术、商业和政治组织。
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2015-2018)称黄向墨“与中国政府非常、非常密切”。(第73页)
中国民族中心主义作为影响的工具
汉密尔顿曾前往中国进行书中研究,其中一次与“一位著名学者”的采访十分引人注目。
该学者的亲政府和民族主义论点众所周知,但在书中并没有指名道姓,这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学者: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坏东西引入其他国家?如果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开始利用他们的数量来选举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怎么办?
汉密尔顿:在澳大利亚有一百万华人。
中国学者:我们可以送你两千万人。爱国主义是好的,但偏狭的爱国主义比没有爱国主义更糟。如果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我们必须遵守你们的法律。 我们有什么权利不遵守你们的法律?许多中国人认为:“当我爱国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不,这是我们只在自己的领土上能做到的。什么是相互尊重?我们必须接受不同的道路和价值观。
汉密尔顿援引大量中国来源的数据,以支持他的论点,包括他的华裔澳大利亚朋友,他们比一般的澳大利亚人更了解来自中国的危险。
然而,该书被部分媒体指责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
但汉密尔顿收集了一系列的证据,以解释他并非种族主义,而是CCP才是真正的民族中心主义者:“CCP明确地使民族成为一个问题。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个危险;只有当他们的血统与来自意大利、印度尼西亚或智利的移民一样不再重要时,我们才能对’海外华人’在澳大利亚的人数感到安心。”(第258-259页)
中国影响操作的多种面相
汉密尔顿反对那些仅用军事术语去思考的所谓现实主义者,而是关注中国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来创造一种“买办阶级”(外国代理人),就如同19世纪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培养商人和一个清楚其利益通过支持霸权国家(即中国)而得到满足的国内统治党,正如汉密尔顿所说,这比通过军事力量征服一个国家要便宜和有效得多。
“这种战略的长期成功的关键在于削弱民众或改变其世界观,使其开始接受自身被统治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汉密尔顿写道,“在这一任务中,霸权国家招募精英,包括顶级知识分子。”(第264页)
作为一位备受尊重的学者,汉密尔顿引述并依赖于包括新西兰安妮-玛丽·布雷迪和詹姆斯·陶等学者之前对中国政治影响的阐述。
布雷迪在今年收到了匿名信件威胁,并在此之前她的电脑很可能被中国情报机构盗走。
她揭露了一批曾在新西兰的前总理及其合伙人被任命到一些中国国有企业及智库的事实,以及一名现任议员杨健没有披露与中国情报的联系。
由于中国在新西兰的影响甚至比在澳大利亚更为显著,因此新西兰早就产生了前沿理论和分析这一主题。
一部警惕公众的书籍,值得期待的下一步
如果必须对这本书提出批评,那就是它更像是一个轶事的集合,而非清晰阐述一个关于政治影响的理论和方法学严谨的证据呈现。
汉密尔顿完美展示了他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不当之处,但很少检查是否存在对其论点不利的数据,并且他提出的证据超越了澳大利亚,而不是仅限于这一案件。
但在关于这一主题的问题上,这种陈腐的学术方法实际上并不必要。
相反,我们需要一本畅销书来提醒公众关于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张的危险,而汉密尔顿正是提供了这一点。
他并不假装是在撰写一部学术专著。
其更类似于简·梅耶的《黑暗金钱:激进右派崛起背后的亿万富翁的隐秘历史》(Doubleday,2016年;Anchor再版,2017年)。
与梅耶关于美国政治影响的重要研究一样,汉密尔顿的书易读、信息丰富,有些地方甚至幽默。
汉密尔顿讨论了华为为堪培拉突袭橄榄球队和2016年联邦基础设施部长保罗·弗莱彻赠送的智能手表。
“突袭队很快就开始赞扬华为赞助的好处,包括利用该公司的24/7智能手表对球员进行监控,包括他们的水分摄取、睡眠、饮食和健康,以及借助华为的平板电脑追踪他们的地点和运动速度。”
汉密尔顿写道:“在议会大厦身上,佩戴华为智能手表的弗莱彻本该认为这是缺乏信息安全意识的表现。”(第158-159页)
《无声入侵》是对任何对各种类型的政治影响操作有严肃兴趣的人士的必读之作,也适合那些希望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日益增长的政坛影响的普通读者。
正如布雷迪女士的经历所显示,第一家出版社在出版前感受到争议内容的压力而撤回该书,写作和出版这本书需要勇气和毅力。
因此,汉密尔顿及其出版社Hardie Grant Books,不仅值得读者的关注,更值得我们的感激和支持。
为了确保新家园的朱鹮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勇气与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