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伍:中加体育桥梁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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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中文面孔在麦吉尔大学校园里非常罕见,更别提在麦吉尔的体育场和健身房了。

但在1930年代初,一位名叫威利·伍的华裔加拿大麦吉尔运动员震惊了加拿大体育迷,以其在篮球场、足球场、冰球场和垒球场上的卓越表现。

尽管曾被称为“加拿大第一位伟大的华裔全能运动员”,但今天伍的名字仍然对华裔和加拿大人来说大多是陌生的。

拼凑关于这位前运动明星的零散信息,我们发现了一段真正非凡的生命故事,体现了体育如何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

伍的早年生活在蒙特利尔

威利·伍(William Woo,伍正贵,或胡正曲)于1912年2月26日出生在蒙特利尔,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二个儿子。

他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离开了恩平,广东,那个时候国家仍在满族统治下,并在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中赚得了第一桶金。

伍的父亲,伍昌基,在祖父的带动下,后来也前往墨尔本经营茶叶生意。

经过十年的经营,伍昌基决定回国,但由于当地多次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力量的威胁,他选择了离开。

在加利福尼亚的短暂经历后,伍的父亲最终选择定居在19世纪末的蒙特利尔。

尽管英语和法语几乎不会说,但伍昌基仍然努力向当地人兜售茶叶和其他商品,最终他在圣凯瑟琳街上开了一家自己的店,十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威利·伍在金色广场长大,享受着相对幸福的童年,这与父辈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在11岁时,伍成为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该组织是全球篮球运动的主要推广者。

进入青少年时期,他出众的运动才能逐渐显露。

在1929-30赛季,伍被蒙特利尔中心基督教青年会(Central Y)选中,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带领球队进入东部四分之一决赛。

尽管球队最终失利,但《蒙特利尔公报》称他为“球队中最有效的球员”,并将他视为“华裔明星”。

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中,伍仍然是中央基督教青年会的得分主力,在31-32赛季中带领球队进入魁北克决赛。

尽管篮球是伍最著名的运动,但他在美式橄榄球方面同样展现出色的运动能力。

在蒙特利尔高中就读期间,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球员脱颖而出,并曾被当地媒体称赞为“杰出的四分卫”。

在1930年18岁时,他担任了当时蒙特利尔的橄榄球队蒙特利尔西部队的队长。

成为麦吉尔大学的学生

1932年秋季,伍进入麦吉尔大学,很快便积极参与校内运动。

他的过往经历使他成为一名“颇具潜力的球员”,正如《麦吉尔日报》所称,伍在麦吉尔新生橄榄球队中担任四分卫。

此外,伍在篮球方面的杰出表现让他在校内外引发热潮。

作为麦吉尔的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他在1932年参加了院际篮球联赛,给《日报》的评论员留下了“平常出色的表现”和“明星侧翼球员”的深刻印象。

在校外,伍从中央基督教青年会转投蒙特利尔德·格拉斯社区球队。

尽管球队在1932-1933年东部决赛中以96-46落败,伍仍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除了橄榄球和篮球,伍的才华还扩展到了冰球和垒球/棒球。

在麦吉尔冰球队中,他担任“强悍的防守队员”,帮助麦吉尔在1932年青少年业余冰球协会的冠军赛中击败了洛约拉队。

他也在垒球和棒球的内外场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1930年代初,伍在《蒙特利尔公报》、《蒙特利尔日报》和《温莎明星》等加拿大报纸的体育版中频繁出现。

由于伍极具运动多样性,加拿大媒体赋予他“全能运动员”的称号。

他是第一位能在加拿大取得如此高水平声誉的华裔运动员。

然而,有关他在麦吉尔的学术生活的信息却寥寥无几,只知道他曾向知名而又颇具争议的汉学家姜亢虎教授学习中文。

伍与姜教授的短暂相识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回”到中国

就在伍的运动生涯蒸蒸日上时,一切戛然而止于1933年。

据《布兰登日报》报道,伍的父亲年迈失明,并因失去妻子而心力交瘁,决定回到故乡广东的故土度过最后的日子。

根据医生的建议,伍的父亲希望搬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加上姜教授的鼓励,伍打算“回归根源”。

随着父亲的坚持,伍最终同意陪伴父亲前往中国,但前提是他将在中国待不超过六个月。

伍即将离开的消息迅速占据了加拿大报纸的头条。

1933年11月,他为西部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伍踏上了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前往他从未踏足过的中国。

伍先航行到香港,然后前往上海。

在中国,他受到热烈欢迎。

在加拿大体育界的成功被视为对华人的一种尊敬,因为华常常被刻画为体弱多病、不重视体育教育的群体。

因此,他的“归乡”带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正如《华侨时报》的评论员所指出:“鉴于中国的情况越来越糟,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身体的虚弱……凭借他的卓越体育技巧,[伍先生]将乐于为中国体育事业贡献力量,培养新一代有潜力的运动员,希望能冲刷掉‘亚洲病人’的耻辱。他的雄心确实令人钦佩!”

带着在加拿大学到的一些教练经验,伍迅速在中国的大学和机构中建立了自己作为教练的声望。

1934年2月,伍被上海的两江女体院聘为综合体育教育老师。

您在抵达时,院校的校长陆丽华为伍举行了欢迎聚会,期待他能为学校的体育团队带来改变。

伍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还是一位优秀的教练。

在他的带领下,江女学院的体育队迅速发展,各项体育项目均取得显著成效。

在仅仅两个月的训练期内,两江的垒球队就成功击败了一支来自美国高中的球队。

此外,在伍的指导下,江女队在一次历时三个月半的东南亚五国巡回赛中创造了历史,以28连胜的优异战绩在当地女篮球队中脱颖而出。

江女队还在与当地男队的12场比赛中赢得了六场胜利。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成就,尤其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全女性篮球队来说,那个国家仍然陷入战争和政治动荡之中。

年轻女性的胜利使当地观众惊叹不已,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整个体育界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5月球队回到中国时,他们受到如国家英雄般的欢迎,因其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备受赞誉,为国家带来了荣誉。

不用说,伍身为主教练,领导和奉献是球队成功的关键因素。

伙随着精彩的教练成就,伍在中国的逗留时间超出了他的预期。

1936年,他搬到香港,为南华体育会(SCAA,南华会)执教。

SCAA篮球队也成为伍教练才能的又一展示。

1939年,伍带领该队与星岛篮球队展开激烈的竞争,赢得当年的香港篮球冠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伍担任了各类机构的体育教育讲师,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多所学校任教,尤其是香港大学、广州市大学和浙江大学等。

尽管远离北美,伍仍与家乡保持联系。

他在假期期间定期回到加拿大,1939年他还在蒙特利尔短暂复出,和老朋友一同为城市篮球队效力。

“回归”蒙特利尔

1930年代晚期和1940年代初,伍在中国的体育界声誉不断增长。

然而,日本入侵的爆发让中国陷入混乱,并使伍的职业生涯受到冲击。

1942年8月,在日本占领香港8个月后,伍逃离了这座城市,寻找在所谓“自由中国”的避难所。

他与群众生活在一起,目睹他们抵抗敌人的决心,感到震撼。

尽管伍在“自由中国”的生活使他能够在这些年生存下去,但生活绝非易事。

1943年1月5日,伍曾是中央基督教青年会的队友斯科特·布罗特曼因伍在信中提到身体遭受痛苦与贫困而深感忧虑。

他的健康因中暑、疟疾、伤寒和营养不良受到了威胁,面对失去几乎所有财物的情况,他连基本的衣物都难以负担。

为了挽救他的处境,一个以中央基督教青年会为基础的委员会成立了,负责解决伍的急迫需求。

这个由布罗特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设立了“威利·伍基金”,并通过组织几场慈善篮球赛和一场由蒙特利尔高中举办的表演筹集资金。

据报道,伍在1943年9月收到了约35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000美元。

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多重折磨,伍最终于1944年回到他的出生地蒙特利尔。

也许说伍的旅程是一次曲折而又冒险的经历不为过,他途经昆明、喜马拉雅山、加尔各答、布里斯班和洛杉矶,期间与健康的下滑搏斗。

回到蒙特利尔后,伍恢复了他以往的职业,成为一名篮球教练。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对乔治·威廉学院篮球队(Georgians)的表现做出了显著改善。

在1944-45赛季的男子篮球锦标赛中,乔治们闯入了东部决赛。

尽管球队被淘汰,伍看到本地球队的成就仍深感欢喜。

“我们在淘汰赛中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伍在1945年乔治们赢得东部半决赛之后表示。

“不过,我们不会满足,直至把冠军带回蒙特利尔,让加拿大其他地方知道蒙特利尔也能产生出色的篮球球队。”

生活在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上,伍始终视自己为桥梁的建设者,不仅在蒙特利尔体育和加拿大其他地区之间,也在华人与加拿大人之间。

受到这种信念的激励,伍于1945年创办并主理了华人运动员俱乐部,这一机构是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十三个分会之一,旨在“促进该地区华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娱乐,并在两种族之间促进友好与理解”。

伍坚信,体育,特别是篮球,可以弥补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裂痕。

战后时期的香港生活

二战后,中国在1945年夏天的灾难性战争结束后,伍深受中国人民在艰难时刻表现出的韧性所激励,看到自己在战后重建的道路上奉献力量。

1946年4月,伍再次前往中国,并在随后大部分专业生涯中留在香港,香港相对没有受到大陆政治动荡的影响。

在香港,伍恢复了与南华体育会的联系,担任篮球和垒球队的教练。

他还在香港的体育界担任几项行政职务,担任香港羽毛球、垒球,最重要的是,篮球协会的主席。

作为香港战后复兴垒球的主要推动者,伍不仅担任了教练,也在国际垒球会议上充当了香港与西方之间的使者,接待来自其他国家的垒球队。

至于篮球,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战绩,伍于1948年被香港《华侨日报》誉为“至今在华南地区最好的篮球教练”。

凭借这种声誉,伍的篮球队在1950年代的香港篮球联赛中赢得了三次冠军(54-55、57-58和59-60)。

作为中国篮球代表,他代表香港篮球协会以及南华体育会,成为五届奥运会代表,出席1960年在罗马和1964年在东京的国际篮球联合会会议。

随着他频繁的出行,伍逐渐认识到篮球在提升香港全球知名度方面的潜力。

“世界对香港的篮球知之甚少,”伍在1960年回到香港后表示。

“我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参加国际赛事。”

在1960年代中期退休后,伍再次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并通过关注NCAA篮球比赛和冰球比赛来保持对体育的热情。

他偶尔也会回到香港,拜访老朋友和学生,其中许多人,包括施振达和潘克连,都已成为了杰出的运动员。

中国人?加拿大人?或蒙特利尔人?

像任何第二代移民或普遍的文化漫游者一样,威利·伍的身份问题始终存在。

他在加拿大媒体中被称为“球队的华人选手”、“出生于加拿大的华人”、“前蒙特利尔人”和“前本地运动员”,而在中国媒体中则被称为“华侨”或“国家社区成员”。

毫无疑问,对于伍来说,中国是让他“回去”的地方,还是“过去”的地方,始终模糊。

在蒙特利尔度过了他的成长岁月,伍在年轻时更加认同自己为加拿大人: “我觉得我完全是加拿大人,除了我的肤色。”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伍回顾过往时表示:“尽管我热爱在蒙特利尔的童年,我更喜欢作为一个多数群体的一员。”

当然,伍的加拿大文化从未妨碍他通过体育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承诺。

他利用自己在体育领域的能力和专长,架起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他帮助华裔运动员适应加拿大的当地文化,并将国外的新思想和篮球战术引入中国,利用体育这一工具增加中国在全球的曝光率。

与乔治·奥威尔认为体育与仇恨、嫉妒和自夸密不可分的观点截然相反,伍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展示体育促进互相理解的潜力。

伍于1990年3月在温哥华因癌症去世。

在《公报》的讣告中,伍被赞誉为“第一位伟大的加拿大出生的华裔运动员”。

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对篮球发展的贡献在《华侨日报》中得到了重视。

众所周知,篮球是由一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发明的,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麦吉尔大学的校友在东亚的这一运动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Zhao Qiang

Zhao Qiang's journalism is driven by his pursuit of impactful stories. He has a talent for uncovering underreported issues and bringing them to the forefront of public discourse. Zhao's investigative pieces have sparked conversations and prompted action on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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