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nationalpost.com/opinion/terry-glavin-trudeaus-chinese-collaboration-has-been-in-broad-daylight-all-along
在过去的两周里，加拿大国会山的“叛国”隐喻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源自一份84页的报告，然而我们却没有人能够阅读。这一切毫无疑问加剧了一场自2022年11月以来的闹剧，泄露的情报机构内部告发者的揭露愈发无法忽视。
这种臭气熏天的局面似乎在短期内不会消退。国会中的各个政党似乎都对此感到满意，决定将此事交给法官玛丽-乔西·霍格的外国干涉委员会。
从短期来看，如果加拿大政治阶层对此国际丑闻能有什么积极的立法成果，那就是C-70法案，即“抵制外国干涉法”。该法案在周四完成了下议院的第三次阅读。
在抵制外国干涉法通往这一时刻的的关键里程碑上，首先是自由党强制推举的“特别报告员”大卫·约翰斯顿为他们进行的洗白，而约翰斯顿在去年6月因他那项耗资190万美元的失败举措而引咎辞职。这种努力并没有让这种气味减轻，反而让一切更加令人作呕。
另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去年9月设立的霍格法官委员会，特鲁多政府曾全力以赴试图阻止这一委员会的成立。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公众的愤怒和自由党的少数派身份。
在今年稍早些时候的委员会听证会上，特鲁多国防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以及一群高级自由党官员在策划中几乎接近伪证，他们试图假装不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多年来对他们的警告，以及试图掩盖他们对2019年多伦多东Don Valley North提名中，亲北京候选人韩东的中国代理人所扮演角色的认知。
霍格法官的调查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外国干涉”，而是敌对外国行为者与加拿大各级政治家之间的不当互惠合作与勾结。这就是关于“叛国”的小报头条出现的背景，留下加拿大人仅能依赖那些在间谍和国际阴谋事务中被质疑其公正性的权威的保证，比如绿色党领导人伊丽莎白·梅，她告诉我们不必担心。
作为一名联邦政党领袖，梅得到了上周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NSICOP）未经审查的报告的副本，并在周二，令特鲁多及其部长们大为高兴，她声明：“我读过NSICOP的完整未经审查的报告，我可以说我对国会的任何人都没有担忧。没有任何列出不忠于加拿大的MP名单。”
不清楚是否有人暗示过NSICOP的84页报告包含这样的“名单”，不过无论如何，梅的介入引发了几个尴尬的问题。C-70法案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提议的“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在2022年12月，梅在国会山主办的一场“对巴勒斯坦团结”活动中，因客人名单上有一些诡异的反犹太主义者和大屠杀否认者而引发争议，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听从于巴勒斯坦驻加拿大永久代表的指示。”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外国主体进行的“明确安排”，而这正是根据C-70法案需要注册的内容，这意味着梅不得不把她自己的名字登记进入外国影响登记册。但这只有在我们可以认真对待梅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更为令人困惑的是，NDP领导人贾格米特·辛格也表示他有权阅读整本未经修改的NSICOP报告，而辛格声称报告的内容与梅所说的正好相反。
除了这一点，辛格和梅仅仅就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我们应该坚决坚持愚蠢的观点，认为保守党领导人皮埃尔·波利耶应当遵从他们为了能够阅读该报告而执行的禁令，甚至前NDP领导人托马斯·穆尔卡尔对此都感到好笑。周四，辛格对记者说，该报告指名了一些应该被理解为“对这个国家的叛徒”的政治家。
《刑法》中的叛国条款过时且几乎没有可执行性，而该词最近被频繁提及，因此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点。关注自特鲁多自由党执政以来“外国干涉”议题的人不会需要高层的未修改NSICOP报告也能得知辛格的说法是正确的：简言之，有一些国会议员明知道自己在向外国政府提供帮助，某些行为损害了加拿大和加拿大人。
还有各级政府的政治家也因外国干涉而受益。至于特鲁多，“他可能不同意这种情报，”辛格说。“但我相信……他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他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国干涉。”
毫不奇怪。关于这一点的公共记录如此之多，几乎不足为奇。最近的一个最丑闻的例子便是韩东。近五年来，特鲁多在公众面前始终假装自由党在多伦多东Don Valley North的提名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且指责其为种族主义的言论，无视那些从另一选区的富裕海外留学生学院乘坐巴士前来为东投票的学生。
特鲁多早已知道，CSIS早就评估过这些学生受到中国领事馆的强逼，他们来自其他选区而在违反自由党的规则投票，也使用了伪造的党内凭证，并且威胁本地自由党成员，以将亲北京的候选人放上的事实。
如果NSICOP报告包含一份“帮助外国政府并且从外国主体及其代理人身上受益的政治家们的名单”，任何认真观察中国自2015年以来在该国的全政府行为的人都会期待看到首相的名字位于该名单的最上方。
特鲁多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人的中国影响行动，“他甚至没有试图掩盖”。
更不用提他与中国政府的数百万富翁代理人的奇怪现金换取接触安排，以及在2016年7月的48小时内以67,080美元的速度为其自己的帕皮瑙选区补充的捐款等不当行为。
自他担任自由党领导人以来，与习近平的恐怖国家的公开合作就是特鲁多的政策，他从担任总理的一天起就以热情和风格展开这一行动。这是一桩“双赢”的生意。这也是为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讲，特鲁多并不是一个叛徒。通过与外国干涉行动的合作，叛国行为必须是秘密进行。然而对于特鲁多来说，除了少数可能的例外，他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在明面上进行、无所顾忌、光天化日的。
